没有法治社会培养、锻造高素质的各种社会共同体成员，高素质的人民就没有来源。

形式法治理念强调规则治理，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般的基本权利释义学主要是一种司法导向的理论，这种理论应用的主体是宪法审查机关

行政藉以司法化，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型塑其良好的法治品性，克服其公正性危机。否则，容易导致行政与司法的混同。而行政司法化正是要实现行政权内部的最优分配，使之运作更有效，充分体现高效便民的原则。至于立法性行政权，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法规性文件的权力。若观察那期间成文行政法，几乎找不到程序公正之类的词汇，直到2004年，程序正当才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27)目前，我国有关委任司法的专门立法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渔业纠纷仲裁法》。而司法性行政权，是指行政主体充当民事纠纷、行政纠纷的化解者、裁判者角色的权力，主要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调解等。但就中国法治的发展现状而言，基本权利解释理论缺乏有针对性的可以与解释理论进行互动的法律实践，这是目前中国的基本权利释义学遭遇的一个制度瓶颈。

但是，这种释义学的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现实进一步本土化。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追问，谁是基本权利释义学知识的消费者？为谁提供解释学的智力支持？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如果考虑到解释学知识消费对象的不同，基本权利释义学知识建构也有不同导向。虽然国家司法审判政策并未排除在裁判文书中不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进行基本权利的间接法律论证，但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对基本权利释义学而言，已经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制度障碍。一般来说，宪法审查机关是基本权利释义学的主要消费者。

所谓的本土化困境，一言以蔽之，就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建构如何纳入理论体系的中国元素，而有限度的承认基本权利释义学的普适性。比如，在部门法领域引入基本权利论证。

特别是，需要对国外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我国法律实践进行充分论证，寻求问题解决的最合适方法。但由于司法机关审理普通案件可否引入宪法论证缺乏制度支撑，导致这种司法导向的基本权利理论很难发挥对法律实践的影响作用。五、余论 受制度事实所限，中国基本权利释义学无法针对具体宪法案例进行直截了当的释义学分析。因为从国家公权力机关在实施宪法方面的分工来看，司法审查应为立法者和其他公权力部门具体化基本权利留出足够的制度空间。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主动废止了2001年对齐玉玲案的司法解释。当然，中国宪法并非简单照搬苏联宪法，当时的宪法制定者是将社会主义宪法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进行了适度改造。因此，形式法治将法律视为相对封闭的规范体系，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的目标唯有依据实证法规范实现，相应的对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也持一种谨慎态度。这种解释学研究主要侧重从宪法规范出发，强调自上而下的规范演绎与建构，并不过多考虑实现权利保障的制度背景。

虽然也有与基本权利保护相关的现实问题，但这种问题充其量可以称之为一种事例，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但是，如何将源于西方的解释学理论与中国的宪法制度相结合并完成体系化重构，则是中国基本权利释义学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基本权利体系构建的本土化困境。

在一般法律案件中，无法直截了当的引入基本权利的说理和论证，即使是提及宪法规定也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从依据法律的相对保障模式到依据宪法的绝对保障模式。

[16]这种基本权利保障原理是基于近代立宪主义对立法机关判断和决定的绝对信任的理念，即近代立宪主义中的立法国家原理。[6]但从社会主义的宪法传统来看，中国宪法整体上不是建立在权利与权力的对峙观念基础上，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主要是建立在对国家权力的信任之上。不同的国家机关在宪法实施方面的职能和分工各不同。从比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以成文宪法确认基本权利并通过宪法审查制度实施保障的模式源于美国，但体系化的基本权利解释理论则盛于德国。[1]随着宪法学研究的进一步精致化，宪法学者开始关注在既有宪法条款基础上研究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问题，换言之，把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有效的法规范加以分析，而非仅仅从法哲学角度研究其道德基础和正当性。形式法治理念强调规则治理，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22]参见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通过司法对立法机关的决定进行合宪性审查来保障基本权利的制度，正是这种司法国家理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但是，当下中国的宪法审查制度只是停留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层面，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断。四、超越司法中心的基本权利释义学 从学科分工的角度看，不同的法学知识指向的实践领域也有所不同。

[20]因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大多比较抽象，需要通过立法具体化其保障范围，也需要通过立法来构建具体的保障机制。而且在国际法层面，基本权利也是具有普适性的法规范。

在刑法领域，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如何通过基本权利冲突理论、国家保护义务、平等权规范等媒介理论在刑事案件中引入宪法角度的论证。因此，对基本权利规范的体系解释不能无视这种张力。[16]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此外，基本权利释义学需要在制宪历史之外，寻求中国文化与中国宪法文本之间的连接点，寻求解释基本权利的历史资源，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解释学理论体系。

由于主流政治观念对宪法司法化理念的排斥，通过司法间接保护基本权利的思路再次遭遇司法体制的铜墙铁壁。[24]基本权利释义学的借鉴和移植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宪法并不排除将来立法机关的日常立法工作，而要求有这种工作。前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比较分析，主要是解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将外国法律制度实践和理论作为参照对象，从而更准确的认识中国基本权利保障的制度现实。

法学理论研究也需要为立法者编织解释学体系，构建立法导向的基本权利释义学。[18]前引[6]，张翔文，第544页。

当下中国的基本权利释义学理论建构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教义学知识的消费者究竟是谁？如果理论研究只是醉心于完美的体系建构，而不顾制度实现的可能性，最后可能会沦为一种屠龙之术而没有用武之地。整体而言，中国基本权利保护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在没有宪法判断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基本权利保障机制所要求的对限制的限制。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大趋势，但就理论借鉴的可行性而言，需要适度区分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两种层面。因为以苏联宪法为模板的中国宪法文本，其基本权利条款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很难与中国文化建立关联性。

进入21世纪，中国基本权利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超越体制的法哲学方法逐渐过渡到内部视角的法解释学方法。再如，对中国宪法上财产权规范的解释，则不能无视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集体主义原理，甚至马克思主义原理。

从理论源流来看，无论是美国的基本权利释义学说，还是德国的基本权利的法教义学，一个基本的理论前设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论。比如，对基本权利保障范围的解释究竟是采取严格或者限缩解释的立场，还是采取将道德和价值引入法律论证的宽松解释立场，就需要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价值取向。

[15]如果司法裁判中不能直接引用基本权利条款作为说理论证的依据，显然有悖法院实施宪法的义务。舍弃具有普适性的思考路径，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